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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百盈PK10
                                                              发稿时间:2020-07-07 03:12:22

                                                              最后我们想说,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之所以提出了一些违反基本法的观点,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共同宪制基础。要把香港的“一国两制”事业进行下去,首先是要把香港的宪制秩序及其基础搞明白,有共识,这是保证“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的关键。为此,就要认真地学习基本法,同时要认真地学习宪法。把宪法和基本法关系搞清楚,把中央和特区的关系搞清楚,这是每个打算以香港为家,建设香港新家园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权力且身居要职的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我们希望,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都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生了!母女平安,放心吧……”6月30日中午,在朝阳区某集中隔离点,接到电话后的李先生几乎喜极而泣。看着视频里可爱的婴儿和略显虚弱的妻子,他感慨万千。

                                                              据香港文汇网报道,有内部消息人士称,一直以来,黄之锋和周庭两人用私人账户接受捐款,直接控制“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的资金。该名消息人士透露,“香港众志”账户有约2166万港元的资金,主要用于日常运作,以及成员参与暴力示威被捕后所面临打官司的律师费等。

                                                              按照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长官同时是特区和特区政府的首长,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双首长”,须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负责,所要负责的最主要事项,就是负责执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适用于特区的其他法律(不言而喻,其他法律包括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适用于特区的全国性法律)。再看基本法第四章对特区政治体制作出的规定。这一章共分为六节,第一节是“行政长官”,第二至第四节依次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这表明行政长官在香港特区政治体制中处于特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是香港特区与中央之间宪制关系的枢纽。按照上述规定,在香港,只有行政长官可以代表特区向中央负责。正因为如此,行政长官才被基本法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并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负责。这些权力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机关首长可享有的。所以说,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该名消息人士更展示出帐目,上面显示黄之锋和周庭两人的账户,分别有1621万港元和395万港元。他透露,早在香港国安法决定立法之际,黄之锋便想好退路,谋划卷款潜逃到美国驻港领事馆,寻求庇护。黄之锋和周庭两人也曾为分钱的问题单独密谈,随后罗冠聪也出现了。

                                                              第三,香港司法独立不能作任意解释。

                                                              李先生一家是新发地市场商户。6月14日凌晨,他们和一些重点地区的人员被统一安排至朝阳区集中观察。当时,妻子已有37周的身孕,预产期临近。生孩子的时候怎么办?去哪儿生?家属能不能陪产?一个个问号,让他们心中忐忑不已。

                                                              在隔离点的日子里,指挥部的周到细致温暖着李先生和家人。驻点医生每天至少一个电话,细心询问孕妇身体情况,隔离点食堂还专门为孕妇花样搭配三餐,保证营养。

                                                              放下电话,疫情发生以来的一幕幕,如放电影般闪现。

                                                              按照李前大法官的说法,如果行政长官仅是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许可以成立,可问题在于行政长官不只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更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行政长官是特区执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其被赋予的职权中就包括任命法官。而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难道不属于行政长官的职权范围吗?那么,李前大法官为什么会认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呢?是他看不懂基本法吗?恐怕不是!而是他通过判例建立了香港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努力营造“司法独大”、“司法至上”,硬是把行政长官视为只是行政机关首长,他才能得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的看法。这也正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对特区政治体制的错误理解,即把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扭曲为“三权分立”体制的主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指出,“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这是由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明确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能搞“三权分立”。这是设计特区政治体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重要的立法原意。如果正确地理解行政长官的法定地位和权责,就不可能得出李前大法官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