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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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6 01:50:24

                                                            尚伦生认为,主张降低刑责年龄的观点中,普遍采用一个论据,就是民法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为8周岁以上,认为参照民法中的规定也应当降低刑责年龄。“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刑事的问题,一个是民事的问题,刑事的问题属于公法规范的范围;民事的问题属于民法规范的范围,也就是私法规范的范围。私法可以宽容,可以放得更宽一些。但是公法或者说刑法对刑事责任的调整一定要严格把握,不能随意降低”。

                                                            是否应当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

                                                            因此,他不主张将来再有收容教养所,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免于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监管社会矫正。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但送到司法所,家长、学校签责任书,把责任落到学校、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对孩子的成长、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

                                                            方燕也表示,去年两会期间她还主张降低刑责年龄,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观点已经改变,认为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原有的想法动摇了,为什么?一个就是低龄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在整个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客观讲还不占大多数,不具有普遍性”。

                                                            方燕表示,调研过程中发现,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可能会形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这些孩子很年轻,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

                                                            冯帆则表示,民法总则之所以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降低为8周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孩子接受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认知力在不断提高,甚至身体发育状态都比过去强壮。所以从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来说,如果14岁以下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可能跟现在孩子的成长状况是不相匹配的”。

                                                            她表示,刑法作为公法、民法作为私法,二者确有不同,但是,主张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适当调低刑责年龄,并不涉及公法与私法的关系,并不是要将刑责年龄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调到同一个标椎,而是在刑法现行的刑责年龄基础上适度下调,避免未满14周岁的低龄暴力犯罪“一放了之”。

                                                            她说一年多来一直在纠结,在摇摆,然后再论证,“最后论证来论证去,认为在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情况下,先完善我们的收容教养制度,然后再对这种低龄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惩治与矫正相结合,这条路可能是中间路线, 但是是理智的、可行的”。

                                                            陈海仪也强调了数据基础的重要性,她认为,首先要有数据基础,来判断涉罪的未成年人是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而不是因为个案做决定。“法律是有滞后性的,法律的制定需要综合考量各个因素,首先必须要对数据进行有效分析,提供科学而客观的依据。”

                                                            冯帆则认为,虽然低龄暴力犯罪数量少,但是其主观恶意和危害传播效应很大,比如弑母案,“虽然一年可能在没有几起,但是其他的青少年看了以后,觉得还不用承担任何相应的刑事责任,这就给其他的青少年造成一种负面的消极作用”。